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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前衛女性丁玲的一生,不只有才女八卦和浪漫傳奇11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04年10月12日,湖南常德誕生了一名蔣姓女嬰,父親為她取名蔣冰姿。實際上,這個名字從未被正式使用(正式使用的名字是蔣偉,字冰之),她后來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作家丁玲。1986年3月4日,丁玲走過了她波折坎坷的一生。115年過去了,伴隨著生命歷程中的沉浮起落,她的名字時而成為傳奇使“萬人空巷”,時而被當作禁忌無人問津。今天,當丁玲研究再度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這位女作家的情感經歷也開始被大眾津津樂道。在網絡上搜索“丁玲”,“彪悍情史”字樣的標題高頻出現。這些暗示其在感情方面“不走尋常路”的語匯,正在潛移默化地塑造著丁玲的公眾形象。丁玲,原名蔣偉,字冰之,湖南臨澧人,畢業于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作家、社會活動家。代表作《夢珂》,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記》,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等。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歲。疊合著對一時代之風氣的浪漫幻想,丁玲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為“前衛女性”的代表,而大膽追求愛情的舉動與在文學作品中對女性處境的持續關注也使她被視為女性解放的先驅性人物。但這樣的公眾形象突出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這些情感經驗對于丁玲而言究竟有怎樣的意義?丁玲的人生經歷與文學書寫,又怎樣反思性地呈現了“愛情傳奇”與“女性解放”之間的復雜關聯?作者認為,如果將情感視作丁玲尋求女性解放的線索之一,那她所追求的、值得后人借鑒的,是一種具備“生產性”的愛情。撰文丨孫慈姍網絡八卦背后的丁玲,丁玲一生的愛情經驗在剖析丁玲的公眾形象之前,我們或許應該暫時忘記網絡上那些語出驚人的表述,從翔實可靠的傳記資料中勾勒丁玲的情感歷程。李向東、王增如的《丁玲傳》為我們提供了梳理丁玲一生愛情經驗及心態變遷的線索。《丁玲傳》,李向東 / 王增如 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5月版。在丁玲的情感故事里,有四位繞不開的男性——胡也頻、馮雪峰、馮達與陳明。丁玲與第一任丈夫胡也頻相識于北京。兩人在一起后約定不結婚、不組織家庭,哪方有了愛人都可以隨時離開。在北京,他們依靠胡也頻的稿費與丁玲母親的經濟支援過著清苦而甜蜜的生活,并與湘籍“北漂青年”沈從文往來甚密。在后者眼中,這對夫妻的小家庭簡潔溫馨,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飲食奔忙,劈柴、買菜、提水、洗碗。丁玲與胡也頻。胡也頻(1903年—1931年),福建福州人。1924年參與編輯《京報》副刊《民眾文藝周刊》,開始在該刊發表小說和短文。同年夏天,與丁玲結識并成為親密伴侶。然而,甜蜜的二人世界終有波瀾。丁玲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在文壇聲名鵲起后,另一位男性——馮雪峰——出現在她的生命中。五四時期歌詠愛情的“湖畔詩人”馮雪峰,因與丁玲懷有共同的共產主義理想,萌發了特殊的情感。愛人已對另一個男人懷有思慕之情,胡也頻有所察覺。雖有“隨時可以走”的約定在先,性格耿直激烈且深愛丁玲的胡也頻還是為愛人可能的變心而痛苦。當丁玲夫婦為文學志業南下到杭州居住,馮雪峰為他們安排了距他不遠的住所,而丁玲也越來越陷入到對馮雪峰的戀慕中。丁玲逐漸意識到“三個人長期做朋友生活下去”的愿望只是空想,于是,她開始在二人中作出選擇。雖然在感情上更加偏向馮雪峰,但她最終選擇了胡也頻并與之真正確立了夫妻關系,若干年同甘共苦的生活使她意識到二人已無法分離。在這之后,馮雪峰也有了家室。丁玲與胡也頻的結合也促成了二人在文學與思想道路上的共同轉向,他們一同加入了左翼文化陣營。1930年11月,他們的兒子出生。而就在兩個月后,胡也頻被當局逮捕殺害,在留給丁玲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親昵地稱呼她“年輕的媽媽”,署名“年輕的爸爸”。胡也頻的犧牲給丁玲帶來了巨大的傷痛,也促使她追隨愛人的志向繼續投身革命。在忙碌的事業之外,丁玲也迫切需要情感支柱。1931年到1932年,她與同在左翼作家聯盟工作的馮雪峰多有書信來往,信件中丁玲屢屢表現著自己的愛慕之情。在丁玲心里,馮雪峰不只是無法相守的戀人,更是永遠的良師摯友。在道德感與政治意識的規約下,馮雪峰對這樣熾烈的感情表白致以冷靜理智的回應,而多年后在與好友駱賓基的交談中,馮雪峰承認自己對丁玲也是一見鐘情。命運的軌跡總是難以預料。當丁玲沉浸在對雪峰的苦戀中時,經由馮雪峰的引介,她結識了馮達。馮達在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手下工作,據丁玲回憶,他的性情安靜平和,他用一種平穩的生活態度幫助丁玲,讓丁玲逐漸接受了身邊有這樣一個人存在。1933年5月兩人先后被捕。在幽禁歲月里他們生下一個女兒,最終馮達與當局妥協到國民黨機關擔任翻譯工作,而丁玲在幾經波折后去往延安,二人此生再未相見。1988年,他們的女兒蔣祖慧通過書信聯系到身處臺灣的父親。在寫給女兒的信中,老年馮達表述著自己對丁玲的懷念與愧疚,在他心中丁玲“不只是我心愛而實在是偉大得除我之外無人能了解的人”。飛向延安的丁玲則開始了新的生活。抗戰期間她組織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赴前線慰問。在西戰團里,還有一個青年小伙叫陳明。丁玲與陳明的愛情應該開始于西戰團時期,當時丁玲是戰地服務團主任,陳明也一直對她以此相稱。關于這段情感確立的經過,陳明曾有過生動的回憶:有一天吃飯時陳明對丁玲說,主任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你看我們兩個怎么樣?陳明十分驚訝。他在日記里不無惶恐地寫道“讓這種關系從此結束了吧!”丁玲看到日記對他說,我們才剛開始,為什么要結束呢?就這樣,他們開始了這段引來眾多非議的愛情。丁玲比陳明年長13歲,是陳明的領導,也是聞名全國的作家,兩個孩子的母親,而陳明對于是否接受這樣的婚姻亦有過掙扎徘徊。但他們終于結合相守。1942年他們在延安正式結婚,直到丁玲去世。1953年的全家合影。前排丁玲、蔣祖慧,后排蔣祖林、陳明。女性解放想象中的丁玲:“脆弱的女神”或愛情的強者幾段不同尋常的情感經歷,是丁玲如今公眾形象的基礎。但若要從更深的角度思考其公眾形象成因,我們不得不將目光投向文學史書寫、大眾性別意識、情感心態變遷等文化因素。而事實上,對丁玲情感故事的關注本身,也折射出當代人想象女性解放的基本模式。上世紀80年代“新啟蒙”思潮以來,學界逐漸對現代文學作家作品進行著重新評估。就丁玲而言,研究者開始將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城市摩登女性。仿佛正是丁玲筆下的她們,昭示著一代青年尋求自由獨立、個性解放的堅定意志,她們的身心狀態與生活方式融合著徹底反叛的激情與某種都市現代性的曙光。與此同時,“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脈絡與批評話語逐漸興起,促使學界對中國女性文學傳統進行重新發掘,丁玲自然在發掘之列。孟悅、戴錦華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是這一思潮中的代表作。書中《丁玲:脆弱的“女神”》一章著意分析了丁玲作品對女性情感經驗與內心世界的細膩書寫,突顯了這群女性在都市生活中、情感世界里孤獨而執拗的反抗歷程,并認為“丁玲的創作道路也代表了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孟悅、戴錦華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版。與研究者們對丁玲作品中情欲敘事和性別經驗的關注相比,網絡上對丁玲情感故事帶著驚嘆口吻的講述背后也正承載著當今大眾對“女性解放”的主要想象方式——在對女性自由與性別平等關系的設想與表述中,女性情感欲望的自如表達與婚戀自主成為了最被注意、被強調的要素,也是在所有有關性別的議題中最容易為公眾所敏銳捕捉的成分。前不久圍繞姚晨主演的電影《送我上青云》產生的熱議體現出女性情欲問題所能引發的關注度,而遍布各大衛視、從古裝宮廷到都市職場的各種熱播劇的核心“看點”也幾乎無一例外是女主(們)一波三折的情感經歷,上下幾千年形形色色的女性角色們在不斷收獲與失去愛情的過程中完成著她們的成長。這類敘事模式的大行其道或許代表著觀劇主體——都市中產觀眾們的文化趣味,而它們時常被冠以“女性勵志”的名目則不得不讓人注意這背后的基本邏輯——勵志將主要在愛情中、在追求更“對”更“好”的人的過程里完成。《送我上青云》劇照。除此之外,公眾對婚戀關系中女性位置、氣質的新期待或許亦帶有幾分“女性解放”的色彩。從講求女性的“弱德之美”、塑造溫柔可憐的“灰姑娘”形象到如今熒屏上為觀眾所喜愛和期待的大氣“姐姐”、智慧與鋒芒并存的“女版霸道總裁”,這種審美取向的轉移仿佛實現了波伏娃曾經的愿望:有一天,女性或許可以用她的“強”去愛,而不是用她的“弱”去愛,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棄,而是自我肯定。而丁玲的性格與情感經歷某種意義上正符合了這樣的公眾期待,因此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格外贊嘆——在幾段情感中,丁玲都表現出身為女性自由選擇、大膽求愛的主動性甚至某種“強力”。丁玲眼中的丁玲:反思性的愛情書寫與“女性主義”觀點分歧面對學界的探討與公眾的期待,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的是——情欲的自由自主與情感經驗的豐富是否能與“女性解放”畫上等號?怎樣理解丁玲和她筆下人物們的“強悍”與“脆弱”?在丁玲這里,愛情、女性與解放的關系究竟是什么?對丁玲的文學作品稍加考察,或許能幫助我們對這些問題產生更為深入的理解。縱觀丁玲對女性處境與情感經驗的書寫可以發現,戀愛的自由與對情欲的正視的確是丁玲筆下“時代女郎”們的顯著標志,但卻并不構成女性解放的充分條件與最終目的。甚至情欲之網與某種“虛幻”的愛情關系本身就在為真正的“自由”與“解放”制造困境。丁玲前期代表作《夢珂》與《莎菲女士的日記》就描寫出掙扎于都市情愛漩渦中的女性苦悶、空虛、幻滅的心情。《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 著,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7年版。夢珂從鄉村來到都市,對舉止優雅的表哥發生著帶有古典色彩的傾慕,卻最終發現自己不過是表哥與其他紈绔子弟們在情愛游戲中爭奪的戰利品,這一發現徹底打破了夢珂“純真愛情”的幻夢。莎菲的情況則更體現出女性面對情感與欲望時的內心沖突。莎菲固然足夠大膽主動追求自己欲望的實現,卻也在這樣的實現之中體會到了更加深層的幻滅——莎菲認定自己所懂得的不是“愛”,而只是“男女間的一些小動作”,并因此懷疑世人所謂的“愛”并不存在。她最終“得到”了思慕對象凌吉士的吻,而后者僅僅將情愛視作金錢與肉體的交換,因此這樣的關系并沒有給她帶來自我完成,相反卻是無可避免的自我毀滅。而在《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等小說中,戀人間除了靠著模仿電影明星的口吻調笑戲謔外就再無其他深度交流的可能。顯然,“莎菲們”所追求并最終為之感到苦悶絕望的并不只是愛情,還是與這種愛情相關聯的生活方式的無聊與虛空。作為女性,情欲的自由表達顯然只是她們“解放”問題的開始,而遠非結束。晚年丁玲。在文學書寫之外,丁玲對于“女性解放”“女性主義”亦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在晚年接受日本學者田畑佐和子的采訪時,田畑女士本想為丁玲講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女性運動的成就,而丁玲卻稍顯冷淡地表示自己沒有做過婦女工作,也沒有搞過婦女運動。這或許是對將她歸納為女性主義者的隱隱否定。在田畑的追問下,丁玲最終講述了自己在鄉村搞“家屬工作”的經歷,認為這與婦女解放有一定關系。顯然,丁玲并不是在典型的“西方女性主義”脈絡中認知“女性解放”議題,而她以“婦女工作”特別是農村“家屬工作”為婦女解放要義的思想其實與另外一種有關女性解放的話語資源息息相關,即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在《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中賀桂梅分析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批評的幾種話語模式,而與新啟蒙話語、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并峙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賀桂梅認為這是一種“被遺忘的資源”,它顯示了女性解放與20世紀左翼歷史實踐之間的密切關聯。總體而言,這一話語揭示了資本與父權、男權的合謀,并將女性與愛情話題置于更為廣闊的社會解放進程中。《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賀桂梅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3月版。循此思路,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理解丁玲在文學創作與實踐工作中生長出的女性意識:在她的作品里,女性人物對愛情的幻滅與孤獨脆弱的抗爭,不是愛情甚至欲望本身的過失。丁玲對她們困境的敏銳體察與深刻思考實則指向了她對資本邏輯完全塑造、操控“愛情”與“女性”的警惕。如果沒有擺脫這樣的邏輯,看似”強悍”的女性與“自由”的愛情也只不過是被金錢和情欲支配的客體。而在投身革命后,延安等地的生活和工作更讓丁玲意識到不同身份處境的女性與不同情感模式的存在,這樣的經歷和視野豐富了丁玲對女性問題的認識,也堅定了她追求社會解放的信念。也正是在這樣的進程里,莎菲們和丁玲的情感之路才具備了新的可能。拒絕非“生產性”的愛情,丁玲的人生故事不只是“浪漫傳奇”對丁玲文學作品及思想脈絡的考察有助于我們突破對一位作家乃至一個時代之“浪漫精神”、“傳奇故事”的簡單想象、追捧或非議,并由此重新探尋性別解放的多重意涵,發掘愛情的真正潛能。要而言之,我們不能忘記丁玲作為革命者的一面。可以說,她的每一段情感經歷都與她投身社會改造實踐的成長節點密不可分:在與胡也頻年少相知的過程中共同探索左翼文化的創造方式;胡也頻犧牲后,在馮雪峰的鼓勵和指引中毅然前行;被捕后馮達的選擇導致了二人的決裂;在西北前線與終身伴侶陳明結下最初的情緣。由此觀之,丁玲的情感經歷遠非一個“自由戀愛”所能涵蓋。如果將愛情視為丁玲探求婦女與社會解放問題的一條線索,那么她真正追求的,是一種具備生產性的愛情。《黃金時代》中郝蕾飾演的丁玲。所謂生產性,乃是一種更新、生長與開拓的能力。正如上面所講到的,在丁玲的人生經歷與小說作品中,愛情常與個人成長和社會發展進程中一系列其他因素相伴相生,而有生產性的愛情將同這些因素一起作用于新的知識結構、思想場域、人際關系、社會組織乃至一個新世界的生成。這樣具備生產性與創造力的情感形式,能夠促使人在歷史進程中成為具備能動性的主體,而不僅止步于大膽表達情欲,或期待被愛情救贖。它是一種自我創造而非自我耽溺或“任性非為”。亦如邁克爾·哈特所言,這樣的愛能夠創造出既具親密性又具社會性的紐帶,它“必須承諾一種生成,如此一來在愛中,在與他者的相遇中,我們可以變得不同”。或許,這樣的情感會開辟出女性解放與社會進步的長遠途徑。這種愛情形式在丁玲的作品里也初具形態。在加入左聯后撰寫的中篇小說《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中,女主人公美琳帶著“到人群中去”的意愿走出愛巢投身社會運動,但這一轉變并沒有直接導致她對原有愛情關系的放棄。小說結尾暗示,她希望在與愛人的懇切交流中剖析對方與自己,從而為共同的成長尋求可能。在許鞍華導演的電影《黃金時代》里,由郝蕾飾演的丁玲給觀眾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電影沒有表現丁玲的情感經歷,但在為數不多的幾組鏡頭中,影片對丁玲精神狀態的把握卻具有一定精準性。影片中,丁玲表示自己正在用生命和實際戰斗寫一本大書,如今再度翻閱,我們或許能捕捉到丁玲對新一代女性的期待:培養柔韌而堅定的人格,心懷改造世界的愿景,建構起具備良性互動力與創造潛能的情感模式,以更為博大的胸懷和寬廣的視野,面對愛與生活。《黃金時代》劇照。作者丨孫慈姍編輯丨安也校對丨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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